张天翼，中国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儿童文学》编委等职。主要作品包括《华威先生》《帝国主义的故事》、《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等。

当年如果有人问：哪个品牌的香烟名气很大？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大生产”呗。这话谁都信。沈阳卷烟厂生产的“大生产”牌香烟之所以饮誉于世，在于它贴近民众，溶于生活，雅俗皆宜，贫富共享，以此赢得赞声一片。不是么？时至今日人们评判吸烟档次，仍然有“乡下人‘大老旱’，城里人‘大生产’”之说，“大生产”几乎成了香烟的代名词了。若说“大生产”最辉煌时段当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人们去外地，比如关内探亲访友，带两条“大生产”香烟，再搭配两瓶“老龙口”白酒，仅这两样沈阳特产就很有品位，很有面子。

我们不是王婆，好的东西不是自夸的，别人说那才是真的好。

那是1962年春，受省作家协会主席马加指派，我陪同省文学评论家蔡天心去武汉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罗广斌、杨益言长篇小说《红岩》研讨会及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创作演出的歌剧艺术影片《洪湖赤卫队》首映式。到武汉后，我们下榻航武轮招待所。

得知现代著名文学家周瘦鹃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当晚我陪蔡天心去他房间拜访。前几天，周瘦鹃到辽宁讲学和学术交流大多是蔡天心陪同，二人情趣相投，很有师生之谊。一见面，一个苏州吴侬软语，一个关东粗门大嗓，聊得非常开心。话题好像从周瘦鹃早年在中华书局和上海《申报》、《新闻报》任编辑时的逸闻趣事，谈到蔡天心的长篇小说《大地的青春》，谈兴正浓，《收获》杂志社副主编、著名作家张天翼、沙汀和剧作家吴祖光也来拜访，室内气氛更加热烈起来。名人相聚，不拘礼仪，他们互开玩笑，针砭时弊，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本来没剩几支的“上海”牌香烟盒子已经空空，蔡天心要我回房间取来一条“大生产”，每人分两包。周瘦鹃接过香烟闻了闻说，这烟不错，每次去辽宁都是吸这个牌子的。它香气浓郁，烟味醇厚，在辽宁也算一枝独秀了。张天翼点燃一支，说这“大生产”给人第一感觉又回到建国初期开展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年代，沈阳是新中国工业摇篮，又是粮食重要产区，这烟盒上工农联盟形象就是沈阳的标志，非常有时代感，难怪连不会吸烟的周总理对“大生产”的名字也赞赏有加。他接着说，1952年和巴金随慰问团去朝鲜志愿军，在战地指挥部和战斗阵地到处都能看到吸过的空“大生产”烟盒。回国途径沈阳，马加到火车站迎送，又送给他十条“大生产”，这可成宝贝了，回到北京被大家一抢而光，没得到的还有意见哩。蔡天心歉意地说，这次没多带，每人只能分到两包。吴祖光笑着说，不少、不少。前几天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主席在汉口接见他，他送给主席一包“三五”牌香烟，主席很高兴，将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赠给他。今天这两包烟比蒙哥马利送的还多一包哩，物轻礼重嘛。蔡天心打趣道，既然这样，明天由吴祖光做东，请大家吃湖北特色的清蒸鳜鱼如何？吴祖光摸摸脑门说，没问题，这几天正好新凤霞也在武汉，明天请她也来作陪，让她唱唱她自己谱曲的评剧《杨三姐告状》选段，你品一品有没有你们沈阳大口落子的味道。

事后，我每次去北京《收获》杂志社送稿，都会给张天翼带两条“大生产”，他既高兴又很感动。要知道，那是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月。

令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发生在国外。那是1983年盛夏，我随一个代表团去法国里昂参观访问，参观一家规模宏大的机械公司。中午，陪同我们的法方技术总监名叫圣洛朗，他先带我们去罗纳河与索恩河交汇的河畔公园游览、纳凉，并进午餐，之后回到厂区总监休息室午休。我惊奇地发现，在总监硕大写字台的玻璃板下竟压着一帧“大生产”香烟盒，是那样赫然醒目，真像他乡遇故一般，让我很是动容。通过翻译才知道，原来圣洛朗父亲早在五十年代到过中国，曾到沈阳几家工厂考察，回国后将带回的“大生产”香烟吸完的烟盒压在玻璃板下以作纪念。三十多年过去了，圣洛朗父亲已经作古，圣洛朗子承父业，仍保留父亲当年办公室原样。他说，他父亲很喜欢中国卷烟，尤其是这个牌子的，他认为法式的晒烟型卷烟劲头大、烟味过浓，甚至为中国卷烟为什么不能向法国出口而遗憾。

一个被国内外赞誉的品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评价，都令人欣慰、骄傲，何况这是出自家乡的产品。

悠悠往事，亦梦亦幻。或许出于历史发展、企业重组的需要，“大生产”与我们已经渐行渐远，然而留给我们一串串美丽的回忆，却时时在眼前浮现。